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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起因研究综述  
[ 作者:衣晓龙    出处:世纪中国    点击数:1822    更新时间:2007-1-10    文章录入:cwxcwx ]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浩大的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动乱,已过去二十七年了。二十七年来,一直有学者在不断地反思和探求这一民族灾难的根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为什么会发生“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文革”的起源作了简要的回答,是研究“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但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发生若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看,《决议》的结论就显得过于原则化、简单化。因此,学者们并没有囿于《决议》的定论,而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等各个角度进行积极的探讨。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文革”起源的研究一直是“文革”史研究中的热点和重点,从整个学术研究情况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78到1985年,可视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由于当时处于“文革”刚结束的特殊时期,所以主要是从政治上对“文革”进行总体反思,给“文革”予以定位,《决议》的发表为学术研究指明了方向,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这一阶段的学术研究,所以有很大一部份研究成果是对决议宣讲的延伸和具体阐释。从1986年到1995年为第二阶段。由于这一时期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的影响已经渐渐消退,所以学术界也开始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将“文革”纳入历史学研究中去,整体水平较第一阶段有所提高。但是,仍停留在单角度考察的水平,缺少一种综合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不少外国学者的研究著作被译介到国内,对于开阔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是不无好处的。第三阶段,从1996年至今,由于“文革”结束二十周年的到来,在学术界的整体努力下,同时由于国内学术气氛的日益活跃和西方社会学等研究方法的引入,所以在这短短几年,对“文革”起源的研究,呈现了系统性、广泛性、深入性、学术性的研究特点,水平较前两阶段有了明显提高。更有学者对“文革”起因的研究,进行了大胆而有效的尝试,把“文革”的发生纳入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去阐释,给“文革”的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学术风气。

  本文拟从几个角度把二十五年来学术界对“文革”起因研究成果作一综述。

  ◇经济动因说

  由于“文革”是“左”倾错误的不断扩大和升级的恶果,所以对“文革”经济根源的探究,其实也就是在探求“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研究角度。

  (一)当时中央领导人,尤其是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毛泽东的空幻的经济思想,直接影响了我国经济决策的不确当性和经济体制的日益僵化和空幻性,进而产生了经济上的“左”倾错误,并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升级。研究者认为,当时具有浓重“左”倾色彩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决定了“文革”发生的基本条件——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而“文革”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对党内对经济建设上的分歧的错误定性也根源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个别党的领导人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富有“左”倾色彩的空幻模式。但是由于不能为中央领导集体接受,但又自认为是真理,遂将党内对此不同意见的争论误认为是党内阶级斗争的激烈反应,认为要建设他所推崇的带有平均色彩的理想社会、在中国实现“最纯洁最完善的社会主义”,必须清除某些障碍,而当时整个国家的不正常运转,客观上为他实现自己的经济理想模式,提供了可能。〔1〕

  (二)来自中央的经济决策上的“左”倾错误,在某些人的鼓吹和渲染下,进而升级到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分歧上。研究者认为,60年代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经济体制的弊病已经显露,中国的经济发展处在是否进行改革的岔路口。〔2〕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也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坚持自己的“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视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对立物,所以他对于当时出现在其它中央领导人中的不同意见无法容忍,并且由此产生了对中国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的忧虑。为了进一步推行他的经济主张,他在考虑是否应该采取某种手段将出现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某些“非社会主义成份”予以清除。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之一。〔3〕

  (三)还有研究者跳过了“左”倾错误这一环,认为导致“文革”发生的那些党内分歧和政治斗争都根源于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又围绕着如何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逐渐激化和升级。庐山会议由经济问题引发;八届四中全会上的斗争源于如何才能走出经济困境的意见分歧;“文革”的舆论先导说的就是人民公社的是非;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国生产关系发生变异,正是“文革”这场内乱赖以产生的经济根源。〔4〕

  ◇政治动因说

  “文革”是一场政治性内乱,虽然始发于思想文化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影响,我们可将此称之为政治动因。根据研究者的切入点不同,可分为以下几个角度。

  一、执政党建设上的失误。中国共产党作为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的执政党,其自身建设上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国运的兴衰。而当时共产党在自身建设上,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严重失误,正是这些失误造就了“文革”。

  1、国家领导管理制度上建设失误。在这方面学术界一直视为禁区,邓小平首次提出“文革”的错误与现行制度的弊端有直接关系。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一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问题由于毛泽东在实际上没有解决,所以导致了“文革”的十年浩劫。(《邓小平文选》293页)正是由于这些制度问题的缺陷,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组织原则不断受到削弱和破坏,让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而且由于他的个人专断是通过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实现的,他把个人专断强加给集体,集体又往往接受了他的个人专断,这种无制约的恶性循环,造成了毛泽东的意志高于党规和国法,集体力量无法纠正他错误的不正常现象,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任何人都阻止不了。〔5〕

  还有研究者由此认为,这种制度上的缺陷导致了党内不同意见的产生,但被无限上纲为阶级斗争,甚至有人将这种斗争简单化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个人政治较量,关于这一点,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更多地出现在外国学者的著作里。

  2、理论指导上的错误。党没有坚持以至背离实事求是的路线,使“左”倾思潮在党内泛滥,并且日益系统化、理论化、正统化。〔6〕虽然“左”倾思潮根源于经济问题,但是它在政治领域得到恶化,并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使党在执政理论上形成了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中心的思想。继反右派运动、庐山会议、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左”倾错误逐渐升级,并在1965年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移到党内,斗争矛头直指党中央领导人。在“文革”中,这一错误观点更加发展,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是这种“左”倾的错误指导思想,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7〕

  二、领袖个人失误。毛泽东视“文革”为他对中国人民两大贡献之一,甚至高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但是历史已经证明“文革”是他的悲剧。毛泽东对于“文革”的发动和完全失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一直有人认为不应把“文革”的发生归因于领袖的个人失误。但是,各种研究著作中却无一例外的把毛泽东置于“文革”的主角的地位,“文革”的发生与毛泽东个人的确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不否认晚年毛泽东依然怀着良好的愿望,在谋划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在《五•一六通知》(主旨在“破”)和《五•七指示》(主旨在“立”)中体现了出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主观意图。他在相关文件中所构画的社会主义,是一个逐步消灭分工、消灭商品的平均主义社会。这一蓝图为他的“文革”失误作了最好的注脚。其失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切实际的“左”倾经济建设思想。主要是指在“三面红旗”上的错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已经被实践所否定。他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1956年反冒进的反命题,带有浓厚的“左”的色彩。“大跃进”是当时中央领导中“左”倾错误的产物,是被作为1957年整风运动之后必然要出现的“经济建设高潮”提出来的。其实当时全党工作的重心实际上并没有放在经济建设上,对国民经济的“跃进”是从政治的推测和政治的需要出发,对经济发展规律和我国经济基本情况的认识很不足,可以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八个字来概括,伴随着它的是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后来一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给这一路线的错误性质作了鉴定。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是毛泽东发动的,这个“一大二公”的组织形式,寄托着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空想。这种“空想”成了“三面红旗”的灵魂,而“文革”的发动则是为了维护“红旗”,实现空想。〔8〕

  2、愈演愈烈的斗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本来把矛盾置于“事物运动的根本原因”这一特殊的、主要的地位,而毛泽东则作出极端的、简单化的概括,他声称:“无产阶级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而其斗争哲学的核心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毛泽东说:“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自1963年开始,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种阶级斗争“情结”,即把任何情况都当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处理任何事情都将其视为阶级斗争。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文革”前的一系列斗争中,毛泽东建构了一种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分析形势的思维模式,这是一个凭高度想象力虚构一幅阶级斗争图画的模式。〔9〕毛泽东发动的“阶级斗争”一次次升级,直到文化大革命。他对阶级斗争的论述,带有一种随心所欲的非理性化的概括性,诸如“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过七八年”就得“再来一次”。〔10〕

  最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他反右派犯了严重扩大化错误之后,毛泽东一直没有觉察,甚至还把党内上层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不同意见看成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其实,他始终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更没有弄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灾难性的后果就是文化大革命。

  3、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错误判断。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要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但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他是把“文革”当作“反修防修”的一场重大的实验和演习来进行的。他的这一思想和理论来源于他对5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形势的主观错误判断。具体来说,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和“波匈事件”的严重误解,是他进行反修斗争的重要契机;毛泽东以自己的“左”倾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去评判别国党的内部事务,把社会主义改革看成是推行“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这是他下决心在中国推行“反修防修”,发动“文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苏论战的发生和对国外修正主义的批判严重影响了毛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严重影响了全国的政治生活。〔11〕

  4、对个人崇拜的默认和接受。在这里我们要分清个人崇拜和维护领袖权威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我党历史上包括毛泽东同志一直反对搞个人崇拜。在1958年三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说过要区分“两个个人崇拜”、“两个反个人崇拜”的话,他说有的人反对个人崇拜,是反对崇拜别人,而要别人崇拜他自己。但是,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动荡和一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的鼓吹和制造现代迷信,毛泽东开始默认和接受这种迷信,最终在全国人民心中形成了对毛泽东个人的非理性的、近乎狂热的崇拜。〔12〕有的学者认为,当时的社会就需要个人崇拜。把“文革”与宗教活动联系起来看,这二者在人们心理上是有共性的,即要寻求超自然力的庇护,以解除外部世界的危机和恐惧。这就唤起了对救世主的渴求,为个人崇拜的狂热铺上了心理之路。另外,中国传统的心理定势——圣贤期待——也起了催化作用。固然这也是原因,但毛泽东个人的接受同样不可忽视。〔13〕

  5、对知识分子的轻蔑和仇视。“文革”首先在文化领域打击知识分子开始,这源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轻蔑和仇视。1964年,他就说过:“读书越多越蠢。”这句话在“文革”中成了“读书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几乎一律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改造的对象。毛泽东乐于见到知识分子斯文扫地,他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对人民还是有用的,可以扫扫地,搞搞卫生嘛......”这种对知识分子的肆意糟践成了发动“文革”的动机。〔14〕

  三、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90年代中期开始,学者开始较为系统地探讨“文革”发生的原因,从最初对《决议》的具体阐释,到对60年代中期的国际形势的分析,这些研究尝试对于人们以更为广阔的视角去回视“文革”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决议》指出:“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成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至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

  有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延伸和补充,认为“文革”的爆发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苏联背景。这种背景一方面使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论战,它是毛泽东同志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理论不断“左”倾的极其重要的“助剂”。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在苏联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及其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为毛泽东提供了“现代修正主义”的蓝本,使毛泽东进一步看到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事实上的危险,终于发动了一场以“反修防修”为目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5〕

  除了苏联的背景之外,另有学者还认为苏共二十大之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在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交互作用下处于动荡局面,而这又给帝国主义以反苏反共的口实。这种国际背景给中共和毛泽东影响是直接的,在总结波匈事件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曾反复强调,这是因为两国的执政党没有抓好阶级斗争。当1957年夏季因毛泽东主动提出让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而知识分子也因此激起了向党提意见的积极性以后,毛泽东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并且指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于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人为地扩大化了,造成了建国以后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第一次“左”倾错误升级,成了“文革”的肇端。〔16〕

  另有学者认为,60年代中期的国际环境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起着间接但重要的作用。当时的冷战环境和反抗大国控制的斗争,使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产生了“左”的偏差。而当时中国虽然正确提出了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命题,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可资借鉴的经验,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过去的经验,把发动群众、开展政治运动的作法不恰当地搬用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相对封闭的国际环境,加上其它各种历史因素的作用,使中国探索的路子越走越窄,每一次纠“左”带来的都是“左”倾错误的升级,以至走到“文革”的歧路上。另外,当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抗议浪潮的不断高涨,使中国领导人乐观而过高地估计了发生世界革命的可能性,也过高地估价了“文革”的作用。〔17〕

  还有研究者对“左”倾错误的恶性发展过程,用三个“恶性循环”作了概括,即“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集权体制和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国内反修和国际反修的恶性循环。这三个恶性循环在具体历史事件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互为促进,将党推进“文革”的泥潭。〔18〕

  ◇文化动因说

  任何一场社会运动都是社会系统中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文化作为社会系统中至为重要的因素,对“文革”的爆发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传统文化流毒说。文化大革命是我国政治、文化、民族封建固疾的总爆发,是封建主义残余思想作怪而引发的,是封建主义恶性肿瘤的一次大面积穿孔,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的帝王思想、忠君观念、集权主义、个人专制、封闭意识、平均主义、家长制、一言堂等等,建国以来一直很少得到系统的清理和根治,无时不渗透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人民的道德规范领域中,封建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在我们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时,从心理素质、思维习惯等更深层次上维护着过时的经济政治体制和“左”倾错误,影响了党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19〕

  (二)文化冲突说。有的学者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提出“文革”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同现代文化体系激烈对抗的一次集中性体现。“文革”的发生完全不是党内路线斗争,而是专制主义、皇权思想、忠君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化体系同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民主政治、尊重科学、思想自由、人格平等、法律至上的文化价值体系的尖锐冲突。“文革”的结果表现为传统文化的复归,它只不过是民族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中的封建主义毒素的现实表现或延伸。但是,不同意此说的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文化价值体系并未真正发展起来,构不成对传统文化的威胁。〔20〕

  (三)马克思主义封建化说。学者认为,由于中国没有大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理想这些接受马克思主义应当具备的社会和心理准备,当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时,就容易被抽掉了前提和精髓,只剩下了一些结论式的语录。这种具有强烈实用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时,便很容易被用来为集权政治服务。为“文革”的发生埋下祸根。〔21〕

  对于这种把“文革”的发生归咎于封建传统文化的讲法,许多学者不同意。他们认为,首先,传统文化不能等同于封建主义;其次,封建思想的残余虽然不同程度的存在于当前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在我国现代思想领域中并不占主导地位。若将“文革”的发生简单的归因于封建主义会造成认识上的片面性,不利于正确的总结历史教训。〔22〕

  另外还有学者将“左”倾错误纳入文化领域来考察,显得颇有些新意。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得以实现,但在精神文化生产领域,社会主义改造却“收效甚微”。从左倾思潮看来,知识分子是持其所创造和拥有的知识而居于精神上的特权地位,各级党政干部则是因其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和地位而容易导致思想上的特权意识和官僚主义现象。而试图从根本上打破这种由社会分工所造成的社会不同劳动方式的差别,以从根本上杜绝特权阶层和“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来实现平均主义的社会,所以就有必要对整个社会的分工进行一次倒置性调整,改变劳苦大众文化上的不平等地位,这就是“文革”发动的动机和内容之一。〔23〕

  学者徐友渔认为,作为“文革”主力军的红卫兵小将在“文革”前所受的教育直接导致了这一特殊群体在“文革”中的反常,这对于“文革”无异于雪上加霜。他认为60年代,中国大陆的教育和意识形态的灌输,造就了红卫兵和“文革”。当时用来教育年轻人的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晚期毛泽东思想,也可以说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一个极左的品种。“文革”前教育和意识形态中的三个基本要素——对革命的狂热,对领导的盲从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借助于“文革”时的恐怖气氛,而达到极致。而“文革”前,灌输给年轻人的是革命第一的斗争哲学,而且伴随着文化上的蒙昧无知保守野蛮。最终红卫兵所具有的革命的狂热、虚幻的济世主义和天真的民粹主义,推动了他们整体的失态,有力地推动了“文革”。〔24〕

  除了以上几种较为明显的文化考察之外,社会学家刘小枫引进西方社会学中的“怨恨理论”来解释“文革”,为了行文的紧凑和方便,我们姑且也放在文化里面来叙述。他提出,“文革”的爆发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思想理念、日常生活结构全面移动中积聚出群众行为中的怨恨。而“文革”作为一场政党意识形态化的全民式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正是受这种怨恨心态支配的,是政党意识形态“符号”护卫下的社会怨恨的大爆发。他还提出了政党意识形态、政党伦理和政党国家的社会体制三项分析性概念,认为这是“文革”爆发的社会性怨恨的历史积累机制。另外,它还有以下几个观点,即“文革”事件作为“怨恨”的爆发,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社会实在内部的结构性冲突的结果;政党伦理化的精英之构成和代层之间的冲突是“文革”发生的社会基础;群众层面的群众与“革命”群众之间的生存性紧张和国家层面科层精英与“革命”精英之间的生存性紧张,也是“文革”爆发的原因。〔25〕

  ◇心理动因说

  从80年代末开始,学术界开始将心理学引入对“文革”起源的研究,主要是从毛泽东的领袖心理和群众心理来探讨的。

  学者认为在个性品质上,毛泽东有很高的自我肯定感,不容易接受别人的看法,而长期的革命实践形成了他处理问题的心理定势和“斗”的哲学。另外其行为还受命令现象、典籍文化的负效应、超社会责任感的负效应的影响。从领导心理学来看,作为国家领导人,他属于主动肯定型,受当时的政治气氛、心理气氛影响,又基于他那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指出方向的探索意识以及他的个性特点,他在一定时期里,不恰当地估计了当时形势,得出了中国需要一场“文革”的结论。而从群众心理上来阐释“文革”的发生,认为当时的群众有“团体思维(groupthink)”和“一致性”的社会心理背景,导致了整个社会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一般民众,处于认知失调状态。另外,当时的民众还有一种“依附集体主义”的心态和对领袖的依赖心理,这对于“文革”的发生是不无作用的。〔26〕

  另有学者认为,当时封闭式的社会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定势、“左”倾理论政策的影响、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引导、反革命集团的蓄意煽动、社会传媒等复制环境的刺激作用,决定了群众狂热的崇拜心理、病态的恐惧心理、固执的自大心理、消极的保守心理、幼稚的盲从心理、扭曲的逆反心理。这些变态心理引爆了“文革”。〔27〕

  ◇国外研究动态

  自从“文革”爆发以来,国外学者也一直在密切关注着这一世界史上都罕见的社会动乱,由于他们处于旁观者的位置,所以在他们的研究著作中,也不乏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本文将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单独作一综述。

  由于“文革”之火是毛泽东亲自点燃的,因此,国外学者基本上集中探讨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研究角度大致可归纳为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坚持他的社会理想,二是把“文革”归因于权力斗争,三是以上两种观点的综合,认为“文革”起源于毛泽东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多数领导的政策分歧,由此导致权力斗争。

  说来十分有趣,一大批西方学者接受了发动“文革”是为了“防修反修”说法。陈认为“文革”主要的目的之一是“反修”,由于修正主义的根子隐藏在人们心中,因此“文革”的主要任务是塑造新人,它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改造群众思想,使之为革命而牺牲物质利益;第二,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第三,改造知识分子。哈定则认为反修的任务主要针对官僚主义,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是扩大群众的政治参与,特别是希望青年关心革命,关心国家大事。依斯美(Jeanesmein)认为”文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在”文革“中,毛泽东和他的亲密助手发动人民群众,重新掌握国家权力,从而使党得到新生。富勒尔(victor c.Funnel)认为,”文革“产生的原因是毛泽东极为敌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明显的社会分化,在这种意义上,”文革“完全与文化无关,而与社会和经济有关。毛泽东担心,如果听任人们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差别越来越大。最后党就会和群众失去联系。”胡费尔(richard m.Rfeffer)认为,“文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它是以前的革命的继续,可以把“文革”理解为一场更大、更雄心勃勃的运动,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保持某些革命目标,当中国社会出现等级化、特权化时,毛泽东希望恢复革命的活力,重申他关于美好社会的理想。就像卢梭(jean jacquesrousseau)曾主张的那样,他要改造人性,防止因为技术和经济的进步而导致的道德退步和社会腐化。

  另一批人则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看待“文革”的起源。勒斯(simon leys)在其著作《主席的新衣:毛和“文革”》(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mao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一书中断言:“文化大革命”,除了名称,毫无革命可言,除了当初计谋上的借口,毫无文化可言,这是高层一小撮人之间在虚构的群众运动的烟幕之后的权力斗争。毛大权旁落,正是为了重新获得权力,他发动了“文革”。

  格尔曼说,毛泽东发现党内从上到下都对他不忠实,因此决定清洗。不仅如此,他还要通过运动在党内制造一种严峻气氛,使党内不可能存在反对派。大家都对他顶礼膜拜,使得即使在他死后,党也要可靠地实施他的革命蓝图。伯雷汉声称:“毛发动‘文革'的根本目的是发现并消灭党和政府中的敌人,代之以忠诚和有献身精神的支持者。”他还认为,“毛对从上而下地对党作清洗的结果不满意,他锻造了新的武器——红卫兵,以进行自下而上的清洗”。

  关于“文革”的起因,持第三种解释的人最多,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和政策分歧与权力斗争是交织在一起的。两位杜特(Garg dult &v.P.Dult)在《中国的”文革“》(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一书中认为,“文革”中发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其它国家也是如此。当国家面临紧迫问题时,领导人对于采取什么办法肯定会有分歧,而政策分歧往往发展得尖锐而不可调和,因为这常常和个人尊严和权力密切相关。如果领导人意志坚强、固执己见,或者以自我为中心、疑心、有自大狂,那么上层领导就会分裂。杨(c.K.Yang)试图解答这样一个问题:”文革“本来关乎文化和意识形态,怎么会变成夺权斗争?他的回答是,这场运动的中心问题是修正主义,而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及其追随者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搞修正主义,于是清洗文化领域扩展到党的高层领导,他认为运动的发展模式必然是如此。约菲(Ellis joffe)在《“文革”还是权力斗争?》(Chinain mid-1966:"cultural revolution"or struggle for power?)中指出,这场运动是二者兼而有之,意识形态的整风运动和最高领导层的权力问题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一直担心,除非不断努力使革命火焰燃烧,否则中国就会变修。赫尼克尔(Paula j.Hiniker)提出他所谓的“不和谐归化”理论来调和权力之争说和意识形态之争说。他的这个概念颇为复杂,简单说来就是,信念不同的人对一件事的失败有不同的解释,比如大跃进失败了。不坚信它的人认为它不切实际,而坚信它的人则认为有阶级斗争,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在搞破坏。他承认“文革”有权力斗争,但认为它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在服从于达到意识形态一致的手段。他的理论可以对毛泽东要打倒谁作出更好的预言。西方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的观点属于这最后一派,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the origins of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一书中详尽分析了自1956年后,特别是“大跃进”失败后中共最高层的政策分歧,说明这种分歧最后不可避免要导致权力斗争。也有人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冲突归于两人的性格、气质的差异,以及由于革命经历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工作作风。安边戎(byung joon ahn)认为,毛泽东的领导方式是个性、最高元首式的,善于启发和鼓动群众,直接与群众沟通;而刘善于组织,在党内操纵,依靠庞大的体制化机器,这两种十分不同的作风最终会发生碰撞,演化为权力的冲突。迪特默持类似的见解,他说,毛感情冲动,性格奔放,刘一丝不苟,谨小慎微;毛的性格适合在广大农村动员群众打游击战,而刘的作风与白区工作需要极端小心有关。

  附带指出,迪特默在《中国的理论和实践中的路线斗争》(line struggle in theory and practice: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reconsidered)一文中,都把毛刘之间的斗争看成是一种“路线斗争”,即是说,在指导思想和政策上有歧见的而无法调和导致的斗争。作为西方学者,他是对是非功过不作价值判断。他强调的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起因于路线、政策分歧,而不是预先有一个“密谋”,蓄意打倒刘。而刘的倒台是运动中群众起来,斗争不断升级的结果。

  著名学者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喜好从文化与传统角度理解中国的历史与政府。对待“文革”,他同样如此。他认为,在老年毛泽东那里,中国古代贤君的”德政“思想有很大份量。他不像刘少奇和列宁,事事领先作为先锋队的党,而认为党之外的普通群众不能通过组织也能分享真理,因此群众的广泛参与是至关重要的。毛和卢梭一样,认为群众不必是他们本身所是的人,而是可以是”应当成为“那种人,这导致了领导用自己的光辉思想来改变人性。

  里夫顿(robert j.Lifton)的观点似乎有点荒诞不经,却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他用类似于宗教心理的“不朽”概念来解释“文革”的发动。他认为,中国的伟大领袖在晚年面临的危机,是一种对死亡后的世界状态的忧虑。毛泽东知道自己在生物意义上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希望他的革命生命、革命精神不会受到修正主义的威胁,希望他的著作代代相传。“文革”是共产主义生命更新的努力,再生的施行者是青春年少、阶级成份纯洁的红卫兵,他们破四旧,攻击老一代,这是向旧时代宣战,用心理学来说就是向死亡本身宣战。〔28〕

  以上主要是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日本的“文革”史学界里,大至有以下三种研究方法。

  第一、以权力斗争论和权力政治论为基轴解释“文革”,称之为“权力政治论”研究方法。学者对这种方法作了如下解释:首先,以毛、刘为首的两个上层权力集团出现对立,这种对立扩大到全党,不久又席卷党外乃到全国,这就是“文革”。

  第二、认为“文革”是为实现某种理论和目的发动起来的,但是在实践过程中,由于某种因素和作用变质了。我们称之为“理论变质论”研究方法。加加美先生所说的“走向反面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采用这种方法的典型。他认为毛泽东的理论是不属于东西方体制任何一种,而是作为“第三种体制原理”的“亚洲公社国家”的理论。它的核心是继续革命论。毛泽东的“公社国家”论,原来是以在亚洲农村中历史地表现出来的自主管理和互相合作的共同体的社会原理为基础的,但由于它与国家原理结合,必然具有对敌即武力斗争和对己即互助合作的双重意义。对敌意识随着“继续革命论”而扩大,形成了一种在伙伴中也可以寻找敌人的政治气氛。在当中,互助合作的原理变质成相互监视的原理。进而,由于“文革”过度敌视市场原理——这是根据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认为市场原理是来自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连自主管理原理本身也不得不露出破绽。于是,追求“公社国家”理论的“文革”最后走向反面,造成了十分凄惨的结果。

  第三、学者天儿慧提出“结构相关论”研究法,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都有联系,同时又表现出多种形态。如果把“文革”人微言轻凝聚着人类本质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大政治社会现象来理解,就应该从背景和实践形成的结构性以及被结构化了的主要万分的相关性中考察“文革”的各种现象及其意义。

  作为同“文革”有关的基本结构,他认为有由传统的历史、亲身经历、自然环境、共产主义思想和实践等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总的政治土壤、决定与招待政策的体制)和思想结构。而且,在这些结构中,与“文革”有关的人们作为结构的主要成份发挥了各种的不同作用。

  另外,天儿慧还提出了五条逻辑来说明用这种理论解释“文革”的可行性,即,1、共产主义思想的逻辑——围绕共产主义世界(平等主义、消灭三大差别等)的实现引起的纠纷。2、情感的逻辑——围绕血统论和特权思想的纠纷。3、政治的逻辑——围绕敌友论、人治与法治论、官僚主义体制与干部、个人崇拜的纠纷。4、经济的逻辑——围绕经济发展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优先论)、经济效率论的纠纷。5、生存的逻辑——维持生活和改善生活,弱肉强食的逻辑的展开和纠纷。〔29〕

  以上这些外国学者的研究角度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影响,虽然有不少新颖之处,但是,有不少考察是不符合史实的。对于这些观点,我们应该批判地去看待。

  从以上综述看来,这二十五年以来,对“文革”起源的研究一直是“文革”史研究中的热点,但是由于尽人皆知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也是这一领域中的难点。虽然如此,“文革”作为我们民族的灾难,我们应该继续反思下去,突破传统研究模式的局限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将“文革”起源的研究向更本质的方向推进。

  注释:

  〔1〕邢燕芬李振生《“文革”爆发的经济根源新探》载于《理论教育》1988年12期

  〔2〕余伯流《“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载于《争鸣》1989年1期

  〔3〕张化《关于“文革”时期党史研究综述》载于《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5期

  〔4〕高永昌《从人民公社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载于《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5期

  〔5〕朱元石《“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教训》载于《红旗杂志》1981年第16期

  〔6〕柳建辉郑雅茹《执政党建设的失误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载于《理论学刊》1989年第4期

  〔7〕张化《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综述》载于《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5期

  〔8〕王年一《“文化大革命”的由来》载于《争鸣》1989年1期

  〔9〕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版p154----157

  〔10〕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11〕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242页

  〔12〕王年一《试论“文化大革命”的由来》载于《红旗》内部文稿第30期

  〔13〕邸彦莉《“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与社会心理》载于《青年思想家》1994年第4期

  〔14〕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50---151页

  〔15〕宋银桂《中苏交恶与“文化大革命”》载于《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6期

  〔16〕同上

  〔17〕张化沈汉《六十年代中期国际环境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载于《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8〕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70页

  〔19〕余伯流《“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载于《争鸣》1989年1期

  〔20〕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254页

  〔21〕同上

  〔22〕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5----264页

  〔23〕杜蒲《对“文革”前夕及“文革”时期党内“左”倾思潮的文化考察》载于《毛泽东思想研究》1992年第4期

  〔24〕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39---162页

  〔25〕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85—434页

  〔26〕廖雅琪朱霁青景怀斌《“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心理学分析》载于《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4期

  〔27〕路宁《“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变态心理剖析》载于《争鸣》1989年第2期

  〔28〕参考徐友渔《直面历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版

  〔29〕[日]天儿慧著、韩凤琴译《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综述》载于《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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