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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 作者:韩德强    出处:凤凰网    点击数:2885    更新时间:2006-12-22    文章录入:cwxcwx ]

【摘要】本文的思想并不是简单地又一次新的西学东渐的结果。对西方学术界的上述新动向,我也是近一年来才逐渐熟悉。但我对价值规律的反思,对历史进步论的反思,对生产力决定论的反思,对经济人假设的反思,则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如果给中国古代历史选定一些关键词,一般人可能会想到: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小农经济,专制,中央集权,腐败,吃人,人身依附,禁锢,愚民政策,愚昧,停滞,落后,保守僵化,缺乏创新,服从,假道学,王朝周期性崩溃,农民起义,士农工商,重农抑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等等。相反,西方社会则是工业社会,民主,法制,文明,独立,自由,平等,进步,创新,个性解放,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开放,持久稳定,联邦,廉洁高效。孰优孰劣,清清楚楚!

这种东西方黑白分明的对比,自鸦片战争以来逐渐成为中国学界、政界、工商界的主流舆论,甚至成为国人的常识。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尽管从政治上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但在思想意识上,则仍然自觉低人一等。建国后多次知识分子挑战政权,要求走西方化的道路的运动,其信心正来源于此。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各界几乎都默认西方化的政策选择,其依据也正在于此。

作为80年代睁开眼睛四处张望的新一代,我当然也接受了这份黑白鲜明的东西方对比图景。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随着对市场经济理解的加深,随着新史料的出现和旧史料的重新解读,我逐渐认识到一个全新的中国古代史,并进而对近现代中国历史有了新的理解。为激发更多的讨论,现不避粗陋,概述如下。

 

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

如果《管子》有史料价值,则中国自夏朝起即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据《管子》记载,夏朝有一次连续五年大水,贫民不得不卖子求生。禹王用历山的金铸货币,将孩子从高利贷者手中赎回。商朝有一次连续七年大旱,汤王用庄山的金铸币,赎回被贫穷的父母卖掉的孩子[1]。这说明,私有制已经确立,劳动力或人已经成为商品交换的对象,货币已经出现。私有财产已经神圣不可侵犯,以至君王都不能改变交易。

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商业网已经形成。《管子》的说法是,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管子·轻重甲》)即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则大商人的资产越多。管仲为齐桓公作首相,垄断盐铁批发生意,建立国家粮库,用国家商业挤压私人商业,形成一种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国营和私营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使齐国经济发展,国库充实,能够成为春秋五霸。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商人有,前越国大臣、后下海经商的范蠡,被后人称为商人的鼻祖陶朱公(《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用12头牛犒劳秦军、通报军情的郑国商人弦高(《史记·秦本纪》);赵国阳翟富商吕不韦。(《史记·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秦统一六国后,随即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建立宽达25丈的驰道和直道,修建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为全国范围的物资运输和交换奠定了制度和物质基础。当然,秦始皇尚农除末,商业不发达。但是,汉高祖平定天下后,秦奠定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物质基础得到了有效利用,市场迅速发展起来。汉朝吸取秦的教训,轻敛薄赋,只收6.67%的农业税,客观上只能支撑一个宰相坐牛车的小政府。在对待商业的态度上,汉初崇尚黄老哲学,放任无为,不抑兼并,相当于现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结果,市场活动强烈,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大地主避税能力强,国家税收进一步减少,迫使晁错提出纳粟拜爵政策。到汉武帝时期,大地主们都有了爵位,但国家粮库又空了,边境又告急,不得已,只好征收6%的财产税。如果富人们隐瞒税收,一经告发,则财产一半给告发者,另一半收归国库。一时间,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害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其重要的经历。从西汉初期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一转到西汉中期的杀商政策,统治者懂得了,商人具有积聚社会财富的强大力量,必须重农抑商,才能平衡商人和农民的利益。从此,历届政府都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

这里必须作一些说明。在这里,我将大商人和大地主都看作是商人,是重农抑商的对象。为什么?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产权私有,存在分工和交换,而土地和劳动力则是最大宗的资产。当土地和劳动力都可以任意买卖时,说明市场交换的范围已经从生活资料深入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形成了生产要素市场。能够购买、拥有和经营生产要素的,则是大商人。至于说这种生产要素是工厂,还是土地,还是劳动力,从市场经济的眼光看,则并不重要。事实上,重农抑商政策的重要内容就是抑制土地兼并,即抑制生产要素向大地主手里集中。可见,重农者,重视实际从事生产的农民和农业,抑商者,既抑制城市商业流通,亦抑制农村土地兼并。其实,做丝绸、粮食、皮毛生意的大商人,本身亦可能是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反之亦然。这正如在现代社会中,零售商、批发商和生产商之间可以相互转换,甚至合为一体。布罗代尔证明,在西方社会中,最顶层的大资本家从来就不会专营一业,而是什么产业利润高、风险低,资本就流向什么产业,兼营生产、流通、金融、土地。布罗代尔甚至揭露,现代西方的大资本家,正如古代中国的大资本家一样,从来就是依靠垄断地位发财,从来就是与国家政权相互倚重、勾结的。

在古代经济思想中,重农抑商等价于重本抑末是生产,是流通。事实上,重生产而抑流通,重本抑末重农抑商,这是任何市场经济体制都必须采用的政策。市场鼓励创新,能够促进生产技术的改进,商品的丰富,大型组织的形成,资产阶级的强大,但同时则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促使社会两极分化,进而发生动荡。怎样才能保留市场的创新性和丰富性,又抑制市场的两极分化特性呢?这就必须重农抑商。欧美国家的高额累进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以及相应的失业救济、养老金等福利措施,工会集体讨价还价制度,客观上就是在抑制商人成长的速度,保护生产者的利益,抑制两极分化的程度,因此,实际上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当然,似乎重产抑商的提法更直观一些。此外,还有战后德国、日本企业高速成长的秘密武器,加速折旧政策,也是一种重农抑商措施。加速折旧后,企业可分配利润大幅降低,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却异常充裕,这难道不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吗?

孙中山先生早年考察欧美,发现欧美社会虽然强大,但两极分化极其严重,劳动人民终年当牛作马,生活朝不保夕,设想未来的中国社会应该是三民主义。其中,民生主义的要害在于节制资本。这是富有远见和哲理的政策。节制资本不是消灭资本,也不是放纵资本。这正如重农抑商,不是消灭商人,也不是放纵商人。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和放任自由的长期争论,其实等价于西方经济学中国家干预与放任自由的长期争论,其前提都是市场经济。争论之所以是长期的,因为推动争论的社会机制和动力是长期的。受益于市场的大商人总是主张放任自由,而受害于市场的生产者,农民和工人,则总是主张国家干预。

 

重农抑商是否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古代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达,其实并非什么奥秘。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什么关系?是不是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经济长期停滞落后?

其实,中国经济长期停滞落后是缺乏史料支撑的一种情绪性的印象。至少从各王朝兴起到灭亡的200300年间,人口的增长是迅速的。考虑到王朝更替,则人口、经济、技术呈螺旋发展态势。春秋战国时,人口约20003000万;经过多年战争,秦苛政,楚汉相争,汉初人口下降至约600万。但西汉人口增长迅速,平均年递增率达1%左右。至西汉末年,人口达近6000[2]。如此螺旋增长。清朝前期人口增长率与西汉接近,约150年时间内从1亿左右增长4亿(17001850)。在人均消耗资源相同的情况下,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同步的。由于技术的进步,从瓷器、陶器到竹器、木器、铁器,从棉花、水稻到苹果、桃子,产量和质量都在提高,人均消耗资源在增长,则经济增长的速度将超过人口增长。

人口增长意味着经济总量的增长,市场交换的发达,并由此推动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认为,至从公元3世纪到13世纪,技术的流向主要是从中国经阿拉伯向欧洲流。在炼钢、铸铁、造船、水轮联动擒纵机构、转换直线和圆周运动的机械装置,当然还有四大发明——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上,中国都领先于西方几个世纪至十几个世纪。一些对西方极为仰慕的中国学者很不高兴看到李约瑟的著作,甚至千方百计加以否认,因为李约瑟发现了一个繁荣、增长迅速、富于创新、技术先进的古代中国。但是,如果承认中国古代有着发达的市场经济,我们就应该懂得,无论是否有某位亚当·斯密赞美市场,市场都会促进技术进步。走进任何一个中国历史博物馆,吃、穿、住、行各种生活用品的制作精美程度在不断提高,早期只有宫廷才能使用的器物,如瓷器、丝绸、茶叶、桌、椅、床、铜镜、马车、钟表等,时隔不久就能够普及到民间。

不妨设想我们作为商人生活在其中任意一个朝代。我们会发现,和平是漫长的,经济是日益繁荣的,城市规模是不断扩大的,高档消费品是供不应求的。西汉末期,首都长安有人口约100万,约占全国人口的1.67%。可以比较,今天的北京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司马迁《货殖列传》中将全国分为十大经济区域,每个经济区域都有一个中心城市,若干个次中心城市,以及乡镇集市。如此,则全国的城市化率至少将超过10%。一个百万人口城市,单是每天粮食、肉类、水产品、水果、蔬菜、皮毛、香料的供应就将形成繁荣的市场,城市郊区势必形成产业化的种植和养殖,并在城里形成制鞋、帽、衣服、车辆、木器、竹器、瓷器、陶器的各种手工业。当然,还有餐饮业、旅馆业和娱乐业。例如,在宋朝首都汴梁城内,有大小酒店3000多家,接待南来北往的客商。戏曲演出中心——桑家瓦子——50多座戏场,其中最大一个戏场竟可以容纳1000多人,在当时的音响和灯光条件下,这是令人震惊的。自北宋起,中国流通纸币长达400年之久。《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正是北宋首都汴梁城内的市场繁荣景象。

不错,每次王朝更替时,人口都有大幅度缩减,但新王朝一确立,人口和经济即恢复迅速增长。事实上,这恰好说明中国古代经济体制具有高度的活力。

重农抑商政策是否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呢?从短期看,应该如此。由于重农抑商,资本积累速度会放慢。但是,从长期看,则恰好相反。如果采用放任自由政策,则一个王朝将在3050年内完成两极分化过程,引发农民起义,中断土地兼并和资本积累的过程。如果采用重农抑商政策,则王朝寿命可能达长200300年,相应地,资本积累周期将放长,积累规模将变得更加巨大。经济史料支持这种逻辑分析。清朝时期,广东怡和行商的伍秉槛拥有资本达2600万两白银,约为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当今欧美各国也没有哪一位大资本家能够拥有如此比例的巨额财产。伍秉槛的财富并非鹤立鸡群,同期的一位宁波商人拥有2000万两白银,晋商、徽商拥资千万两白银的亦不鲜见,至于拥有百万两白银者则不计其数了。放到国际范围看,同一时期的英国、法国资本家都没有如此巨额资本。在19世纪中叶,欧洲总人口仍远少于中国,又被各国疆界所分割,市场狭窄,即使有工业革命之助,可以掠夺世界范围的财富,也仍然不能与中国市场上的大资本家相比。据贡德·弗兰克的新著《白银资本》估计,从1500年到1800年,美洲和日本开采的白银一半流入了中国,购买中国的工业品[3]。弗兰克认为,在这长长的300年间,中国拥有巨额国际贸易顺差,是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中心。相反,欧洲则是当时世界经济结构的外围,靠了美洲的金银才能登上以中国为火车头的世界经济的列车。

落实重农抑商政策的主要社会机制是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序列。流行观点认为,士农工商的社会序列使商人地位低下,总想改换门廷,买官置地,从而阻碍了扩大再生产,阻碍了商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我不否认有古代商人有这种倾向。但是,由于的社会地位高于,还产生了另一种促进生产和技术进步的倾向。混合经济体制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防止权钱勾结,或者说提高权钱勾结的门槛。在士农工商序列下,当官的士人有社会地位的尊严感,在商人的金钱诱惑面前有一定的抵抗力。如果把士和商的位置颠倒过来,那么士就守不住相对于巨商大贾的清贫。这正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特点。商人的社会地位最高,当官的都急于把权力换成金钱,结果权钱勾结十分容易,本来用于放慢两极分化的政治机制成了加速两极分化的有力手段。许多房地产商都深有体会,用权钱勾结的方式赚钱太容易了。赚这种钱是吃人肉,吃过人肉以后就再也不想吃草了。什么是吃草?搞发明创造,改进产品的性能和生产工艺,发现消费者的新需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利润。可见,士农工商序列实际上使社会上存在两套价值系统,一套是面向长远和整体利益的治国平天下的士人价值系统,一套是面向个人眼前利益的商人价值系统。两套价值系统既相互渗透,又相互制衡,使社会能够取得稳定和发展的平衡。

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的价值系统替代古代社会的士人价值系统,与民族资本家的价值系统相制衡,理论上也可能使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较长时期。然而,在毛泽东看来,两套价值系统并存的社会至少是仍然存在剥削的社会,无非是剥削程度较轻而已,搞得不好剥削程度会日益加重,重蹈历代王朝覆灭的老路。事实上,毛泽东的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建国初期,商人价值系统自发地、主动地、积极地向共产党的价值系统渗透,大批共产党员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被腐蚀掉了。这样,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毛泽东才下决心进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商人价值系统并不因私有制的取消而消失。因为,商人价值系统与人的物质性密切相关,士人价值系统与人的精神性密切相关。如果不能使党的干部真正具备士人价值系统,则商人价值系统在政府内将会变形出现,表现为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大跃进失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批农民由于干部欺上瞒下行为而饿死,充分说明了商人价值系统在党的肌体内的顽强存在。最后,毛泽东终于认识到,商人价值系统并没有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化而消失,相反正在强烈地改变着党员队伍的精神实质,党的干部队伍出现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此反观可知,士人价值系统的建立和维护很不容易。历史王朝的覆灭并不是士人价值系统过于强大,而是过于弱小,无法抵御商人价值系统的侵蚀。

还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士农工商序列使中国人都热衷于吟诗作画,阻碍了发明创造活动。这种说法也是经不住拷问的。直到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的识字率约在10%左右,识字中能够粗读四书五经的,又是10%,能够考中举人秀才踏上仕途的,还是10%。因此,读书做官的道路,最多只能吸取社会智力资源的1%左右。大量的智力资源到哪里去了?或者是学手艺去了,或者是经商去了。正是靠着这些智力资源,以及利用智力资源、促进技术进步的市场机制,中国古代的技术水平才能长期领先于世界。须知,瓦特、爱迪生、福特等西方技术的关键推进者,都没有进当教授拉丁文、学习宗教和哲学的名牌大学。这正如鲁班可能不识字一样。

因此,逻辑和历史相互印证,重农抑商政策的确并没有阻碍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在于,市场的发达,人口、经济和技术的增长,是否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

 

什么是资本主义?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资本主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有两种理解。一种定义是从生产技术的角度定义的。手工磨产生封建主为首的社会,机器磨产生以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完全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在此之前,只有地主、领主、奴隶主,没有资本家。但是,远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16世纪后半叶的尼德兰革命,17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以及工业革命刚刚发生、还远没有影响到法国经济时,1789年的法国革命,又都被马克思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马克思还有另一种定义,即从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来定义资本主义的。大体来说,如果一个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关系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则该社会是奴隶社会;是领主与农奴制的关系,则是封建社会;如果是资本家与自由雇工的关系,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更进一步,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劳动者的身份是奴隶,则是奴隶社会;是农奴,则是封建社会;是自由雇工,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正是按这个定义,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才被看成是资产阶级发动并受益的资产阶级革命。

仍然按此定义,则中国古代社会各王朝前期,农民从国家分得土地,既可理解为农民直接受雇于国家;亦可理解为农民都拥有私有土地,是自我雇用,只需要向国家交税,不受地主、领主或奴隶主剥削。但这两种理解都无法纳入上述三种社会形态,倒是接近新中国土地改革后的社会。到了王朝后期,自耕农大量失地,流入城市或进入大庄园,成为大资本家或大庄园主的自由雇工,则社会性质当可归入资本主义社会。仔细辨认尼德兰、英国、法国的资产阶级,人们很快会发现,他们是一些商人、工场主、船东、银行家、庶族地主、自耕农。在中国唐、元、明各朝中后期,汉、宋、清各朝全期,同样的社会阶级蓬勃发展,茁壮成长,实力之雄厚,远非欧洲各国可比,为什么不能叫资产阶级?

人们会说,中国古代社会的资产阶级不掌握国家政权,受到重农抑商政策的调节,因此中国古代有资产阶级,却不是资本主义。换言之,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的社会。然而,按此定义,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法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北欧各社会民主类型的政党曾经长期执政的欧洲各国,资产阶级也受到种种重农抑商政策措施的调节,如高额累进所得税、加速折旧、强大工会、高工资、高福利、高社会保障等,就将被排除在资本主义之外。事实上,这些国家也往往自认是社会主义,或者回避主义,自称是福利国家。但是,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基本生产单位仍然是企业,基本生产关系仍然是资本家和自由雇工。因此,这些国家仍然属于马克思定义下的资本主义。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古代社会就不是资本主义社会?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古代社会的资本家一旦赚了钱,就购土地、置房产、买爵位、奢侈消费,而不象西方的资本家用于扩大再生产,因此,中国的资本家具有封建性。但是,仔细阅读西方企业史会发现,除美国以外,欧洲的资本家,无论是英国、德国、还是法国,赚来的钱同样会购土地、置房产、买爵位、奢侈消费。理由很简单。随着利润不断投入生产,市场空间越来越狭窄,风险越来越大,而房产、土地则是垄断性产业,风险较小,购买爵位则相当于是买政治保险。在生活方式上,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家一样,都羡慕贵族的生活方式,住宅和别墅的风格都刻意模仿欧洲贵族,甚至地名、街名、人名都常常用欧洲贵族来命名。无论是现代西方还是古代中国,只要资本积累规模增加,因地理、产品、技术、规模等各种因素而导致的垄断程度就会提高,与各级政权勾结的程度就会加深。随着垄断利润滚滚而来,企业在竞争性阶段的节俭就变得毫无必要。事实上,意大利文艺复兴正是威尼斯商人讲排场、比阔气、高消费的产物。西方各大企业家族或企业王朝,例如,福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梅隆家族,杜邦家族,罗思柴尔德家族,蒂森家族,等等,哪一个家族没有成群结队的私人飞机、游艇、庄园、高档轿车?既然现代西方和古代中国的资本家无论在资本积累和消费方式上都没有什么根本区别,为什么欧美的资本家不具有封建性?

更加不公平的是,中国的资本家群体被称为,什么山西商帮,安徽商帮。暗示着黑社会。而执行着同样社会功能的欧洲资本家群体,尽管在经营规模和资产上都比中国小得多,却被称为资本集团——暗示着文明和进步。如果说中国资本家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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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恰恰是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机制,导致了资产阶级财富的积聚和无产阶级人数的壮大。与此同时,权力体系也日益失去制约,权力集中到少数谋求短期私利的权臣、宦官或外戚手中。资本的积聚与权力的积聚相互推波助澜,社会财富完全集中到一小撮人手中,社会必然崩溃。

资产阶级可以与任何政治制度结盟

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人可能会想,资本主义经济应该要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即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管理委员会的政治。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可以与王朝政治相联系?

事实上,资产阶级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阶级。他们当然希望自己能够掌握政权,但是,如果别的政权一样允许他们积累资本,发财致富,为什么一定要自己掌权呢?其次,如果政权掌握不好,或者政权的运作成本过高,或者在各阶级之间达不成政治妥协,反而会引火烧身。第三,无论谁掌权,都需要避免社会两极分化,都需要使最下层的群众能够勉强生存下去,使其反抗的机会成本高。这就需要支付税收,而且肯定是越富有,掏钱得越多。第四,如果不掌权,一旦社会发生动荡,还可以用脚投票,逃离或隐藏,掌了权反而跑不了。所以,资产阶级愿意与任何允许他们积累资本的政权合作。如果这个政权采取放任自由政策,招商引资,亲商亲资,那当然最好;如果这个政权重农抑商,节制资本,也可以接受。反正节制资本的种种政策是由官员来执行的,资本家有的是办法腐蚀、拉拢官员,使节制政策失效。第五,在多数人普遍自利的情况下,任何政府,哪怕是敌视资本家的工人政府,都不得不允许市场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从而允许资产阶级的存在,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费劲心机掌握政权?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所以世界各地的资产阶级既可以接受专制政府,例如新加坡、香港、台湾、南朝鲜,也可以接受社会民主党政府,例如欧洲,还可以接受王朝政府,例如中国古代。英国女皇、日本天皇可以受到本国资产阶级的顶礼膜拜。资产阶级甚至可以接受部落酋长的领导,例如在沙特、阿联酋。

还是由于这些原因,资产阶级才是真正无祖国的阶级。18世纪,荷兰的资本家把资金投到英国,使英国发生第一次工业革命,但荷兰本国经济却衰落了。19世纪,英国的资本家又把他们丰厚的垄断利润投向美国,使美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形成强大的钢铁、化学、汽车工业,而英国却成为二流工业国,不但落后于美国,甚至落后于德国和日本。

事实上,纯粹追求本阶级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资产阶级还不一定会掌权。例如,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革命以后,美、英两国的社会矛盾急剧激化,最后不得不让位于代表本国中小资产阶级及部分工人的克林顿和布莱尔。又例如,南美的资产阶级长期掌握政权,但满足于开发南美资源,交换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品。结果,南美各国长期依附于欧洲和北美,社会高度两极分化,军事政变不断,资本外逃严重,社会失去希望。

因此,中国古代的资产阶级接受王朝政治的调节,在王朝政治下发展,并腐蚀王朝政治,最后与王朝政治一同被周期性地消灭,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民主与道德

认识极端,才知道执中不变——中庸——的必要。遗憾的是,中庸一词已经被妖魔化了。人们常常认为,中庸就是和稀泥,老好人,不倒翁,无原则,保守,僵化,不思进取,甚至是封建文化的巨大毒瘤。

实际上,社会是由无数人组成的,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企业,每个社区,每个国家,都倾向于扩张自己的利益,从而使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利益冲突和较量的战场。追求自身利益,这是一种把社会拉向极端,拉向四分五裂的力量。经过多重合作和斗争以后,在社会最高层,就产生了放任自由和尚农除末、自由贸易和闭关锁国、市场和计划、技术和资源、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制度和文化、物质和精神、利己和利他、唯物和唯心等两种极端原则的争论。如果不懂得在两种极端的原则、极端的力量之间保持平衡,那么社会就只能在两个极端间摆动,造成重大的社会动荡。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把20世纪概括为《极端的年代》,这是极为深刻的。自以为文明、进步、现代化了的西方社会,以及向西方学习的东方社会,事实上都摆动在两个极端之间。在现代武器和技术条件下,这种摆动的代价是极为惨重的。不仅仅是一战、二战,不仅仅是资源耗竭、环境破坏,如果我们不懂得人类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的重要性,强权者执意走极端,那么人类的灭绝很可能就在不远的将来。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中庸原则,而是不知道什么是极端。但是,更加微妙的问题是,谁、通过什么原则来把握社会的中庸。在儒家学说中,是圣人来把握中庸: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柏拉图实际上也是这个意思,让哲学王来领导社会。在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中,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政治力量的相互制衡,即民主,来达到社会极端力量的平衡,即中庸。在孔子和柏拉图看来,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显然是一厢情愿。因为社会的各种政治力量在此消彼长,其平衡点在时刻变化。更进一步,此消彼长的基本逻辑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直至弱者被剥夺到反抗的机会成本为零的绝望境地而与强者同归于尽,然后再开始新一轮循环。这怎么可能保持平衡?再进一步,政治力量演化同样服从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逻辑,客观上使社会越来越背离平衡,抛弃民主原则,使民主制衡的理想成为专制独裁的现实。希特勒时代的德国,麦卡锡时代的美国,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中的美国,就都是典型的例子。更加隐蔽而重要的事实上,美国国内的民主政治实际上是大资本、大财团的联合专政。在大资本、大财团之间,政治力量此消彼长,其中任何一个财团都尚不足以操控经济、政治和军事(20世纪初叶的摩根财团曾接近过这种地位)。但是,他们的确控制了商界、政界、舆论界和学术界,使任何一位当选的总统都不可能代表占美国人口绝大多的工薪人士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美国国内的政治力量亦早已失去平衡。如果不是前苏联在国际上对美国构成制衡,美国的强势政治集团根本不可能做出让步,建设什么福利国家。一旦失去前苏联的制衡,美国国内的工会就衰落,福利就遭到削减,民主权力就受到侵犯,露出专制的獠牙。

但是,在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理论家看来,一个社会的命运依赖于某个圣人或者圣人集团,这才是专制独裁。怎么保证圣人不腐败?怎么保证圣人集团不蜕化?在一个人人都自利的社会中,怎么可能产生以天下为己任的圣人?社会怎样才能识别圣人,而不是被某些打扮成圣人的政治野心家所欺骗?更加重要的是,不是将根本的政治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交给某个什么人,不管这什么人是圣人,还是流氓,这都是对自己不负责任。进一步说,谁要是以圣人的名义掌握社会的最高政治权力,这都是对所有人的政治权力的侵犯,是对人权的侵犯!所以,尽管民主政治有演化成独裁专制的可能,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是把民主政治变成我们的信仰,与一切独裁专制的趋向作斗争;而不能放弃对民主政治的希望,转而期待圣人。

但是,在这一叙述中,民主政治的信仰者忽略了一个关键逻辑。信仰是属于圣人的。绝大多数人对自由、平等、民主、尊严的要求,远不如对财富和享受的要求强烈。绝大多数人随时准备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力、甚至放弃自己的尊严,去换取权力、地位和财富。正是这种物质力量,使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使民主政治走向专制独裁。如果要求大多数人具备不可交易的民主信仰,实际上就是要求大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圣人。

为什么两种政治理想下,最后都需要出现圣人?因为人类历史的演化基本动力是自利。在自利的动力下,通过战争和贸易两种主要途径,人类社会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庞大,联系越来越复杂,专业分工越来越细致,财富越来越多,但是,中央集权程度越来越高,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日益受到限制,民主日益成为一个欺骗性的名词、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正是察觉到这种趋势,所以,任何坚决要求个人自由和平等、政治民主的人,只能选择反对这种趋势。这就是老子主张小国寡民的理由。由于小国寡民的理想被全球化的潮流击退,所以老子感叹,大道废,有仁义;耶酥感叹,人类被逐出了无知无忧的伊甸园,犯下了原罪;荷马感叹,人类社会从黄金时代渐次下降为青铜时代,黑铁时代。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倡导人物卢梭实际上是以小国寡民的社会——日内瓦共和国为蓝本。但是,卢梭在方法论上受到他所处的时代的局限,他把原始社会描绘成孤立的、静止的、纯洁的、善良的社会。因而,强烈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卢梭,最后通过《社会契约论》,放弃了对小国寡民社会的坚持,想象着可以在大国众民社会中,通过订立社会契约来实现民主、平等和自由。这样,在客观上,卢梭为此后更加专制、残暴、不平等的社会准备了一件民主的外衣。令人深思的是,主张彻底民主的老子,在中国曾经当成是被开历史倒车的没落贵族阶级的代表;而同想向往小国寡民,却在客观上为大资本专政缝制了民主外衣的卢梭,成了民主的代表人物。为什么同一倾向的思想家,在西方就成了好人,在中国就成了坏人呢?中国人的自我贬损为什么能够到如此黑白颠倒的地步呢?

改变世界首先要认识世界。当今世界,无论是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其权力的集中程度都达到了以往任何时代、任何帝王都不敢设想的程度。面对一个如此高度集权的世界政治经济体制,民主的呼声不但没有能够阻挡住专制的脚步,甚至使专制披上了民主的外衣。反对美国侵略伊拉克的全球大规模游行,在美国的巡航导弹面前是那么软弱无力。相反,支持布什对伊动武的国内民意调查,却使侵略行动合法化为多数人的意志。拉丁美洲的二百年民主试验,并没有结出国富民强的果实,相反,倒是为一小撮窃国大盗轮流洗劫肥沃的南美洲提供了政治掩护,为美国操纵拉丁美洲的各国政局提供了现成的政治机制。

可见,在人人利己的前提下,在已经高度集权化的当代世界,程序民主事实上是一味的廉价政治麻醉剂。如果程序民主能够向实质民主转化,如果集权化的长期历史趋势能够逆转,那么下对上的民主约束必须与上对己的道德自律相结合,逐渐提高全民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觉悟。只要而且只有上级主动不谋私利(包括不谋高薪和特权),下级有权制约和监督领导,而不仅仅是最高领导不谋私利,最底层的群众有权监督权力体系,就能而且才能使社会道德水平普遍提高,就能而且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因此,任何真正向往民主的人,必须使民主和道德相互促进;任何希望以程序民主为借口,行实质专制的人,就必然希望人人自利,以便对人民分而治之。不妨作一个对比。在晚清末期,由于教育体制仍然在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学生,普通人也关心议论时政,茶馆里必须挂出莫谈国事的条幅。然而,在20世纪末期的中国,大家都只关心挣钱、花钱,金钱至上,即使要求人们谈论国事,人们也已经没有兴趣。哪一个社会的民主意识强呢?这里可以顺便谈到愚民政策。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恐怕是真正的愚民理论。他让人们把眼前利益当成长远利益,把局部利益当成整体利益,貌似把人当成了理性人,其实恰恰是让人丧失理性。相反,中国的思想家们都是在让人们深刻地认识人性的复杂性、需要的复杂性,认识自身,认识社会整体,认识历史,从而是开启大智慧的理论。实际上,在交通、通讯十分发达的今天,绝大多数人对社会和人性的认识不是更深刻了,而是更肤浅了。在日益庞大、集中的权力和财富面前,普通人的行为越来越象只会哭闹的婴儿,只会提出要求,一遍遍地游行,一次次地示威,一场场地选举,甚至一颗颗人体炸弹,却不知道、甚至不想知道剥削压迫的深刻根源,一次次地被走马灯般轮换的、随意许诺的政客所欺骗。

中国的儒家学说与西方的程序民主相结合,可能不但是中国的出路所在,也是人类社会的希望所在。

 

吃人与进步

很不幸,近代以来,儒家学说被当作了中国落后、失败的替罪羊,在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被扔进了历史垃圾堆。对儒家学说最激烈的批评莫过于鲁迅先生的吃人论。《狂人日记》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说中国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我也同意。问题在于,鲁迅先生应该同时能够指出,西方的历史也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大道废,有仁义,迄今为止的全部东西方文明史,就是一部吃人史!一部剥削压迫日益严重、集权专制日益加深、自由平等日益丧失、穷人的人权不如富人的狗权、猫权的历史!吃人与被吃是从出现私有制起的文明社会的根本特征。东西方所不同的是吃人的方式不同,解释其合理性的理论体系不同,因而吃人的程度不同。如果不指出人类文明史的吃人性质,即剥削压迫性质,不指出战争和贸易、权力和资本、刀剑和货币是两大吃人的基本机制,那么,单方面指出中国历史的吃人性,最后就会单方面否定中国历史、肯定西方历史,制造民族自卑心理和民族虚无主义情绪,帮助西方中国!

为什么东西方的文明史都是剥削压迫史?因为最深层的历史动力是人的自利性。追逐自身利益、家庭利益、部落利益、国家利益,客观上必然形成弱肉强食的社会阶级分化。正是自利性使私有制得以出现并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正是自性利推动着战争和贸易。自利性既推动着技术进步,也推动着两极分化;既推动着经济繁荣,也推动着集权专制。我们不得不承认,吃人技术进步恰恰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两者统一于人的自利性。亚当·斯密强调了市场促进技术进步的一面,鲁迅先生恐怕看到了市场的多收了三五斗的剥削压迫性。不幸的是,此后人们看中国历史,只看剥削压迫性;看西方历史,只看其进步性,造成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自卑感。事实上,论技术进步和社会繁荣,中国历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超过西方;论剥削压迫,西方近代史的开端是血腥的征服、杀掳和奴役,其规模之大、手段之残酷程度远远超过中国!西方古代史呢?罗马帝国崛起时,地中海周围的部落不是被赶尽杀绝,就是被掳掠为奴,或者是当了罗马人的帮凶。罗马帝国承平时,尼禄皇帝纵火焚烧罗马城以寻欢作乐,其专制和野蛮性又远胜夏桀、商纣!所以,非要讲吃人史,那么中国历史恐怕还是比西方温和一些,中国是可持续吃人,而西方是一次性吃人!如果不是中国的剥削压迫相对可持续,中国历代王朝社会绝无可能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延续达二、三百年之久才崩溃!

严格地说,孔夫子的大同社会,和耶酥的天国,佛家的极乐世界,都希望消除剥削压迫,在这一点上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并无根本区别。但是,孔夫子承认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现实,在人的自利性不可能有重大改变的前提下,只能是退而求其次,追求小康,承认社会分工和等级的存在,但要求君仁臣敬,讲仁义道德。这至少是希望抑制剥削压迫的程度,甚至还包含着消除剥削压迫的希望。孔子所谓的君,其实是在社会矛盾中掌握着主导权的一方。供不应求时的供方,师生关系中的老师,父子关系中的父亲,上下级关系中的上级,劳资关系中的资方,(中药里还有君药之说,指起主要作用的那一味药),都是在社会矛盾中掌握着主导权的一方,即君方。社会矛盾无处不在,每一处都有主导与被主导之分,即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如果每一处都是拥有主导权的一方利用自身优势,剥削被主导的一方,那么社会每一个角落就都会出现弱肉强食。从这个意义上,孔子倡导的君仁臣敬,恰恰是要求在每一对社会矛盾中,主导方都要宽厚仁爱地对待被主导方,而不是刻薄残酷地发挥和利用自己的主导权优势。只有这样,社会才真正的文明可言,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也有才人类之间的友爱可言。事实上,马克思设想的巴黎公社原则要求公务员拿平均工资,这实际上是要求君仁。毛泽东经常强调,没有不好的群众,只有不好的领导。翻译成孔子的语言就是:君如果仁,臣必然敬。可惜的是,孔子没有学会现代社会的语言包装术,不懂得迎合群众心理,不是空泛地提倡爱、博爱、兼爱、爱心,而是针对主导和被主导关系的存在,设计出了具体的行为规范,结果,遭到那些高举博爱的大旗,却捂紧钱包和权柄的肤浅庸俗之徒的歪曲、阉割和嘲弄。

也就是说,孔子的学说实际上是希望使成为历史前进的主动力,降低自利性带来的剥削压迫程度。孔子的历史观恐怕是善恶斗争史观。这种善恶斗争史观高扬善、鞭挞恶,在客观上会使促使人们尊崇道义、弘扬正气,使暴力和欺诈、剥削和压迫程度减轻。然而,近代西方的历史观是恶是历史进步的杠杆,曼德威尔、斯密、洛克、黑格尔、马克思都是这一历史观的阐述者。马克思还把这种恶的进步史观进一步概括为唯物史观。正是在这种历史观下,剥削、压迫、奴役、杀掳、掠夺,都成了促进历史进步的动力,客观上使西方社会的剥削压迫程度加深。这是马克思理论内在悖论。如果恶的力量会推动历史进步,推动历史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那么还要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和理论干什么?如果美洲本地人的灭绝、非洲黑人被奴役、印度和中国被掠夺,都是历史进步的代价,那么马克思凭什么声称自己站在被剥削压迫阶级、被剥削压迫民族的立场上?更进一步,谁欢迎这种以恶为动力的唯物史观?难道不是各社会的统治阶级吗?谁欢迎善恶斗争史观?难道不是受压迫和剥削的阶级吗?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很可能认为,善恶斗争史观是唯心史观。

 

结束语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屈辱史,近代中国的思想史是一部由屈辱而丧失自信的历史,是一部用西方左右两翼理论武装自己,而最终失去方位感的历史。这是中国的悲哀,更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哀。在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上,我感到,近代西方实际上是回到了幼稚班。由于新大陆的发现,由于工业革命,商人得以成功地把他们视野狭窄的历史观强加给了西方社会。西方思想界将这种商人历史观传播到全球各地,又成为西方商人对全球殖民和统治的意识形态。抽象地说,人人都反对权力即真理,财富即真理。但当人人都处于某种同一来源的权力或财富的笼罩下时,很难有人能够分清楚财富和真理的关系。就这样,幼稚班阶段的近代西方思想家成了中国人顶礼膜拜的对象。西方任何一个有点影响的胡说八道者,都会在中国掀起狂热的追捧浪潮,吸引到大批信徒。相反,中国诸子百家造就的世界历史性的思想高原却少有人涉足。

所幸的是,这种商人历史观在西方也开始遭到质疑。卡尔·博兰尼的《大转变——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弗尔南多·布罗代尔的《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杰奥瓦尼·阿锐基的《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纪经济的发展》,正在还原西方和中国的近代经济史,把市场和商人放到社会系统的真正位置上。在方法论上,热力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动态方法论正在取代牛顿力学的静态方法论。二十世纪的实践则使右翼的现代化理论和左翼的社会革命理论都遭到重挫。这样,十九世纪形成的以商人历史观和价值观为核心的西方社会科学大厦的地基被根本动摇了,轰隆隆的坍塌声正在传播开来。

不过,本文的思想并不是简单地又一次新的西学东渐的结果。对西方学术界的上述新动向,我也是近一年来才逐渐熟悉。但我对价值规律的反思,对历史进步论的反思,对生产力决定论的反思,对经济人假设的反思,则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在写完《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后,我重读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史,逐渐贯通了逻辑与历史,又适逢《白银资本》在中国出版,有力地增强了我的信心,遂成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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